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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禹作敏:中国第一庄崩颓背后
文/ 出处： 人气： 200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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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格外突出，加之危福合确有22000元的账目无法自圆其说，遂被清查。同时被禹作敏纳入清查名单的，除却危福合，原华大公司副总经理兼农场场长侯洪滨、原华大集团公司养殖场场长宋宝和以及原华大集团公司氧气厂厂长、高级工程师田宜正等多人均遭审讯、毒打。禹作敏认为，华大公司纯粹一帮“败家子”。
从下午两点多到晚上十点，针对危福合的审讯长达7个多小时，最后，奄奄一息的危福合被送至大邱庄医院时，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后经法医鉴定，死者全身上下伤痕达380多处。 而时至1992年12月13日，也即事出当天，危福合也不过26岁而已。
得知危福合死讯后，禹作敏想尽办法掩盖事实真相、庇护案犯。禹认为：“那么多人参与，面太大了，不如找几个可靠的人先把事情担起来。”之后，万全集团代总经理刘永华（斯时，其总经理刘云章已惊慌失措。本刊记者调查获悉，刘永华实为大邱庄创业功臣刘万全之子）在禹作敏授意下，与相关人员充分讨论且编造了危福合的死亡全过程：12月13日下午两点，刘云章、刘绍升、陈相歧、李振彪四人在万全公司审查危福合的经济问题。晚七时许，刘云章三人去吃晚饭，留下在大邱庄上班不到一个月的李振彪看守危福合。突然，门外冲进来20多个李振彪不认识的人，对危福合一阵拳打脚踢后扬长而去。
司法调查及法医鉴定结论却令上述说法不攻自破，无路可走的禹作敏再次决定“尽一切努力”包庇案犯，直至出现“武装抗法”一说。
对于“刘金会家族在天津公安局处理危福合一案时曾暗中给予帮助”的说法，刘金峰认为“那纯粹是谣言”，而对于大邱庄多位村民反映的“刘姓中人与宋平顺具备不远的亲戚关系”的说法，刘金峰更认为“那都是胡说”：“我们就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没能力认识那么高的人，只能说禹作敏脑子进水了，自己做到头儿了。至于说人家危福合根子硬，家里有后台，这却是事实，一点儿不假。”
记者采访获悉，民间确有传言称，被殴致死的青年农民危福合与原南京军区某司令员具备直系亲属关系，但关于此说，举证者均语焉不详，遂无法证实其真伪。
与刘金峰的说法有所不同，现年已88岁的禹作敏大哥禹作哲在接受《财经文摘》记者采访时透露：“关键是嘛呢，我告诉你，刘金会和宋平顺是有关系的，刘金会有个远房的姐姐，和宋平顺是亲戚。这一死了人呢，宋平顺就跟老刘家蹬上劲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案件最终由天津市公安局侦查并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依据本刊记者拿到的官方备案材料，禹作敏犯罪事实基本如下：1992年12月15日晚，被告人禹作敏接到被告人周克文的报告，得知天津市公安机关干警宋忆光等6人对危福合死亡现场进行勘查，便下令扣留宋忆光等6名刑侦干警。周克文指派大邱庄治保会的巡逻队员将宋忆光等人拘押在勘查现场的三楼楼道内，断绝了宋忆光等人与外界的联系。16日上午8时许，宋忆光等人被带至总公司三楼会议室，由禹作敏对宋忆光等人进行无理指责。上午11时许，天津市市委书记聂璧初责令大邱庄“立即放人”，其时，宋忆光等人已被扣押13个小时。
根据起诉材料，1993年2月16日，天津市公安、检察机关组织干警准备进入大邱庄搜捕刘云章等4人。被告人禹作敏得知此消息后，连夜召开会议，策划阻碍执行公务干警进村的办法，并命令被告人周克文派人把守进村路口。周克文立即召集总公司所属各集团公司保卫科长进行了部署。17日上午，禹作敏带领并指使他人围攻、指责进入大邱庄的天津市检察、公安机关领导和静海县负责人，阻挠检察、公安干警进行搜捕案犯和张贴通缉令等公务活动。17日下午4时许，禹作敏命令各公司调集人员，“保卫”总公司，封堵进村路口。被告人周克文受禹作敏指派负责指挥村庄外围的警戒、巡逻。随后，总公司大楼前聚集了上万名群众，且进村的各主要路口也分别被卡车、油罐车封堵，手持钢棍的群众在各路口和总公司大楼周围昼夜把守。18日上午，禹作敏又召开全村广播大会，煽动全村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致使公安、检察机关未能正常执行公务。
“检察院调查危福合的事儿，你就让他调查呗，你为嘛还要把检查院的人扣下来？天津检察院副检察长被禹作敏扣了两天，市里让他放人，他就是不放。禹作敏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检察长，你到了我大邱庄就得接受我的检查。我×，你说这事儿！结果把检察长给打了，把公安给扣了。这还不算完，公安再进大邱庄，是一个都不让你进了，所有进大邱庄的路口全都堵死了！天津的防爆部队就在崔庄子附近驻扎着，进不来，禹作敏号召各个厂子停工，一人一根螺纹钢管，放假，堵路口，不许回家，都在厂子里，家属往厂子送饭，24小时在厂子坚守，对峙了三天，武警一直没能进去。”刘金峰回忆道。
因刘玉田案，诸多禹姓同族被抓且被判刑，刘金峰在大邱庄得不到工作机会，当时正在附近的双塘打工。“反正我看着当时可能有演习的意思吧，大约是以部队演习的名义包围大邱庄，当时都弄着锅弄着嘛的，咱也不知道上头是什么意图，到底是真演习还是假演习。”
据禹作敏胞弟禹作瑞回忆，因处理刘玉田案，禹作敏对天津市委非常不满，尤其对天津司法机关的处理决定表示“不能接受”。“我亲见的一个事情，闹得非常僵。一次，我到那边儿（禹作敏家中——记者注），天津市市委书记聂璧初正好来电话，说禹作敏，你上天津来一趟，就是你和宋平顺闹的这个问题，来说说，不就解决了吗，不至于矛盾这么大。书记（指禹作敏——记者注）说：我不去，不去。聂璧初可是市委书记、代市长啊，叫你到天津去一趟，把打死人怎么来怎么去的经过说一下，把你和宋平顺的矛盾说一说，说开了不就完了吗？他说不去，而且把电话‘呱儿’一扔！还骂了一句，并说‘你弄不倒我，我就弄倒你’。他是和天津市顶上劲了。我就在当场。”
“最后不是宋平顺带着武警要到大邱庄来吗，从那边来了，书记说：‘他来啊，我让你连村都进不来！我是党员，党内的事情党内解决，你为什么到我大邱庄公开围攻？’各个进村的路口全用大车堵住了，群众全放假了，一个个拿着铁棍。要的是那个阵势，谁真打？那意思就是，你有武警，我有老百姓，你有手枪，我有铁棍，当时几个集团的头儿们都在禹作敏周围坐着，等消息。你知道有多少人劝他？！劝他别这么狂了，其实如果说一说，事情可能完全两个局面，可他非要愣顶。”
禹作敏大哥禹作哲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时而叹气时而愤慨：“宋平顺在天津说了算，人家要上下勾起来算计你，别说一个禹作敏，你十个禹作敏也白给。他要整你，还不跟拿（捉）个小鸡儿一样！”
事实上，在围攻大邱庄的前一天，也即1993年2月16日，禹作敏与时任静海县县委书记的崔士光及时任县长的只升华有过交流。之后，在交给天津市市委书记聂璧初的信函中，禹作敏表达了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观点，但同时认为：“我不懂法，群众更不懂法，请你对破案人员说，要依法办案。千万注意，不要因破案而影响改革，影响生产，影响民心……我不知道如何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我不知道的，我不负责。”
2月17日，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的宋平顺亲自出马，由天津市公安局抽调400名（亦有1500名和1700名的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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